
本文以我国县域经济政策演进为主线,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深入分析不同阶段政策实施的实践成效,揭示县域经济从农村改革破局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逻辑。基于国家公开统计数据与典型案例,重点探讨当前县域经济面临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要素制约等现实挑战,并结合规划要求,从要素市场化配置、新质生产力培育、绿色低碳转型等维度提出差异化发展战略。研究表明,县域经济政策演进呈现期间需通过分类指导、数字赋能、生态价值转化等路径,推动县域经济成为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的核心载体。本研究为完善县域经济政策体系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县域经济作为连接城乡的关键纽带,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单元和乡村振兴的核心载体。截至2024年,我国共有2843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含977个市辖区、394个县级市、1301个县、117个自治县等),县域经济总量达54万亿元,占全国GDP比重近40%,承载全国50%以上人口,贡献80%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国家统计局,2025)。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双重背景下,县域经济的战略地位愈发凸显:一方面,它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节点,县域消费市场规模达25万亿元(2025年预测),为内需扩张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它是城乡融合的实践场域,2024年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2.34,县域在缩小差距中发挥关键作用。
梳理县域经济政策演进规律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理论层面,县域经济研究可丰富发展经济学城乡关系理论,破解“二元结构”转化的中国方案。实践层面,当前县域经济面临区域分化(东部百强县占全国GDP10% vs西部欠发达县贡献不足5%)、产业低端锁定(传统产业占比超60%)、要素流失(乡村从业人员年均减少1087万人)等挑战,亟需通过政策梳理与成效评估,为“十五五”规划实施提供决策参考。特别是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县域经济作为农民增收的主阵地(2024年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长6.3%,高于城镇1.9个百分点),其高质量发展直接关系到9亿农村人口的民生福祉。
国外县域经济相关研究多聚焦“地方经济治理”与“城乡互动”理论。Tiebout(1956)提出“用脚投票”模型,强调地方公共服务对人口流动的影响,为县域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理论基础;Friedmann(1966)的“核心-边缘”理论揭示了中心城市对周边县域的辐射效应,解释了东部县域依托都市圈发展的现象;OECD(2020)《地方经济发展报告》提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概念,强调中小企业集群对县域经济的支撑作用。但国外研究缺乏对中国制度情境的针对性分析,尤其对“强县扩权”“土地集体所有制”等特色政策的探讨不足。
国内研究可分为三类:一是政策描述型研究,如《县域经济政策:历史演进、地方实践、启示及建议》(2025)梳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城乡统筹—特色高质量”的政策脉络;二是实证分析型研究,如陈剑(2025)通过面板数据模型证实“强县扩权”改革使县域GDP增速提高1.2个百分点;三是战略探讨型研究,如《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时代取向》(2025)提出“分类指导、特色发展”的路径。既有研究存在三方面不足:阶段划分标准不统一(如部分文献将1992-2012年合并为“城乡统筹期”,忽视2002年十六大“统筹城乡”战略的转折意义);成效评估偏重经济总量(如百强县GDP占比),对生态效益、民生改善等质量指标关注不足;对“十五五”新质生产力、生态价值转化等前沿议题的探讨尚未形成体系。
本文旨在系统梳理我国县域经济政策演进的历史脉络,评估实践成效,揭示发展瓶颈,前瞻“十五五”战略路径。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三部分:
第一,政策演进脉络梳理。以1978年为起点,按“农村改革破局(1978-1985)—工业驱动转型(1985-1992)—城乡统筹推进(1992-2012)—特色高质量发展(2012至今)”四阶段划分,分析各阶段标志性政策文件(如中央一号文件、五年规划)的核心内容与实施逻辑,重点解读土地制度、财税体制、产业政策的创新突破。
第二,实践成效多维评估。从经济总量(2012-2024年县域GDP从27.8万亿增至54万亿)、产业结构(二产占比40%、三产活力提升)、城乡融合(百强县城乡收入比1.75:1)等维度,结合国家统计局数据与典型案例(如昆山、义乌、婺源),量化评估政策实施效果,揭示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县域的发展差异。
第三,“十五五”战略前瞻。基于当前挑战(区域不平衡、产业低质化、要素制约),结合“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差异化发展战略:东部创新升级型县域聚焦“数字赋能+都市圈协同”,中部工农协同型县域强化“产业集群+城乡融合”,西部生态功能型县域探索“生态价值转化+绿色产业”,并从要素市场化、新质生产力培育、政策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路径。
1978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五年规划、《关于加快发展县域经济的意见》(2021)等政策文本,采用Nvivo软件进行编码分析,提炼各阶段政策关键词(如“家庭联产承包”“强县扩权”“新质生产力”)。·统计分析法
2012-2024)、赛迪顾问《2025中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等数据,构建县域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经济总量、产业结构、民生改善等),通过描述性统计与区域对比,揭示发展规律。·案例分析法
GDP5380亿元)与西部欠发达县(如云南会泽GDP300亿元)的发展路径,揭示区域差异成因。1.4.2
1978-2025年)2.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阶段(1978-1985年):农村改革释放生产力2.1.1政策背景与核心内容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秘密实践,揭开了农村改革序幕。1980年中央75号文件首次允许“三靠”地区(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推行包产到户,标志着政策突破;1982-1984年连续三年中央一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法性,最终确立“集体所有、家庭经营”的土地制度。政策核心包括三方面:一是稳定土地承包关系,1993年《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将承包期延长至30年;二是放开农产品价格管制,1985年取消统购统销,实行“合同定购+市场收购”;三是允许土地经营权流转,1984年中央四号文件提出“鼓励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2.1.2
政策实施效果此阶段政策显著释放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1978-1988
2.1%跃升至6.2%,粮食总产量从3.05亿吨增至4.07亿吨(国家统计局,1989);农民收入快速增长,人均纯收入从133.57元增至423.76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增速达16%,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党史百科,2025)。土地制度改革还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1985年农村非农就业人口达1.2亿人,为后续乡镇企业发展奠定人力基础。2.1.3
5.02亿公斤,较1978年增长3倍,农民人均收入从80元增至350元;四川广汉县探索“土地适度规模经营”,1985年专业大户经营面积占比达15%,粮食单产提高20%,成为全国农村改革样板。2.2
乡镇企业发展阶段(1985-1992年):工业化驱动县域经济转型2.2.1政策背景与核心内容随着农业生产率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亟需转移,1984
“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乡镇企业发展方针,标志着政策重心转向工业化。政策突破包括:一是放宽市场准入,允许农民自筹资金、自主经营,突破“社队企业”的体制限制;二是税收优惠,实行“以税代利”,企业所得税减按20%征收(较国营企业低13个百分点);三是产业导向,鼓励发展农产品加工、小商品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1996年《乡镇企业法》进一步明确“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为其发展提供法律保障。2.2.2
1985年总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产值(达4173亿元),1995年增加值达14595亿元,占全国GDP的25%,吸纳农村劳动力1.2亿人,成为县域经济的“半壁江山”(《县域经济政策:历史演进》,2025)。区域特色模式形成:江苏苏南模式(集体经济主导,如华西村钢铁、纺织产业)、浙江温州模式(民营经济驱动,家庭作坊发展为产业集群)、广东珠三角模式(“三来一补”外向型经济)。2.2.3
1992年GDP达52亿元,较1985年增长4倍;浙江义乌1982年开放小商品市场,1992年市场成交额达20.5亿元,带动周边2000多家乡镇企业发展,形成“市场+产业”联动模式。2.3
城乡一体化推进阶段(1992-2012年):统筹城乡要素流动2.3.1政策背景与核心内容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县域经济进入城镇化与工业化协同发展期。
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小城镇、大战略”,将小城镇建设作为城乡联系的纽带;2002年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政策重心从“农村支持城市”转向“城乡互动”;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扩大县域发展自主权”,启动“强县扩权”改革。政策工具包括:户籍制度改革(2001年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区分)、“村村通”工程(2006年实现全国98%行政村通公路)、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同地同价同权”)。2.3.2
26.4%升至2012年的42.7%,县城人口年均增长1200万人;县域经济总量占比达45%,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国家统计局,2013)。但城乡二元结构仍突出:2012年城乡居民收入比达3.1:1,县域公共服务差距显著(县城高中入学率75% vs农村45%)。“强县扩权”试点成效初显,浙江2002年下放239项审批权限,2012年县域GDP占全省70%,21个县市进入全国百强。2.3.3
典型案例:浙江“强县扩权”与河南“省直管县”浙江义乌通过扩权获得用地审批权后,2012
14万户,较2002年增长3倍;河南2009年试点“省直管县”,巩义市财政自主权提升后,2012年工业投资增长25%,高于全省平均水平8个百分点。2.4
特色产业化与高质量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差异化路径破解不平衡2.4.1政策背景与核心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县域经济政策转向“
”。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提出“一县一业”,推动产业聚焦;2021年《关于加快发展县域经济的意见》强调“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错位发展、串珠成链”,构建“主次有序、梯次联动”的产业体系。政策工具创新包括:·产业培育
“土特产”资源,建设220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如陕西洛川苹果、山东曹县汉服);·要素改革
“三权分置”,2024年全国农村承包地流转率达36.7%,宅基地有偿退出试点覆盖300县;·数字赋能
“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2024年农产品网络零售额6500亿元,同比增长18%;·生态转型
54万亿元,占全国GDP近40%;产业结构优化,二产增加值占比40%,三产中电商、文旅等新业态增长20%以上(《2025中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区域特色模式成型:东部工业县(如昆山)向“科创+制造”转型,中部农业县(如蒲江)打造全产业链,西部生态县(如婺源)发展绿色经济。2.4.3
200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30%,带动12万人就业;浙江安吉推动竹产业全链条升级,2024年产业产值突破200亿元,森林覆盖率达70.1%,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转化。三、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践成效评估
3.1经济总量与结构优化成效3.1.1总量规模持续扩张县域经济总量从2012
27.8万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54万亿元,期间跨越30万亿(2015年31.6万亿)、40万亿(2020年41.2万亿)、50万亿(2023年50.1万亿)台阶,年均复合增长率达5.8%,高于全国GDP增速0.5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2025)。分区域看,东部县域贡献主导力量,2024年东部百强县GDP达13.7万亿元,占全国县域总量的25.4%;中部县域增速领先,2022-2024年年均增长6.2%,高于东部0.3个百分点(《中国县域发展监测报告2025》)。3.1.2
16个增至2024年的62个,GDP入围门槛从1000亿元升至1120亿元,其中10个县突破2000亿元,4个县(昆山、江阴、张家港、晋江)超过3000亿元。昆山市以5380.17亿元GDP稳居榜首,成为全国首个突破5000亿元的县级市,相当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经济总量(2024年宁夏GDP5600亿元)。百强县以占全国2%的土地面积和7%的人口,创造全国10%的GDP,其中江苏、浙江两省占比超40%(2025百强县榜单)。3.1.3
”转向“二产三产双轮驱动”。2023年数据显示,县域二产增加值占比达40%,规上工业企业数量占全国49%;三产活力不断增强,县域商业体系加快建设,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3万亿元,占全国35%;文旅康养、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增长迅猛,农产品网络零售额6500亿元,同比增长18%(国家统计局,2025)。3.1.4
1345.91亿元,西部百强县仅522亿元;东部县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平均86.69亿元,西部农业县不足10亿元(如云南会泽县2024年财政收入5亿元)。产业结构区域分化明显,东部县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超50%,西部仍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如内蒙古乌审旗能源产业占比65%)。3.2
典型县域发展模式案例分析3.2.1工业强县:江苏昆山与湖北宜都江苏昆山:依托
上海都市圈+产业转移”模式,2024年规上工业总产值超万亿元,形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双千亿产业集群(电子信息产值5800亿元,占规上工业55%)。通过“科创飞地”在上海建设孵化基地,累计引进项目127个,高新技术企业达586家,研发投入强度3.8%,接近发达国家水平(《2025中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湖北宜都:通过
链主企业+产业集群”模式,与东阳光集团深度合作,形成全球最大奥司他韦生产基地(占国内需求90%)和虫草生产基地(占全球市场1/3),2023年东阳光基地销售额达269.44亿元,占宜都GDP近30%。同时推动化工产业绿色转型,单位GDP能耗较2012年下降28%(宜都市政府工作报告,2024)。3.2.2
万亩冬枣、5万亩高石脆瓜产业聚集区,通过196座保鲜库(储藏能力21.89万吨)和12条智能选果线,使冬枣保鲜期延长至6个月,附加值提升40%。2024年果蔬产业产值突破百亿元,带动农民人均增收8000元(大荔县政府工作报告,2025)。四川蒲江:打造
蒲江雀舌”“猕猴桃”“丑柑”三大地理标志品牌,2025年品牌价值达429.95亿元。通过“智慧农业+冷链物流”,建成西部特色水果冷链港,物流成本降低15%,城乡居民收入比稳定在1.47: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农业大县到农业强县的蒲江实践》,2025)。3.2.3
全域旅游”,2024年接待游客32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280亿元,占GDP 45%。通过“旅游+农业”模式,开发“篁岭晒秋”等网红IP,带动周边5000户农户发展民宿、农家乐,户均年收入达15万元(婺源县政府工作报告,2025)。四川大英:实施
工业强县、文旅兴县”双轮驱动,工业方面,飞亚动力年产60万支汽车发动机曲轴供应比亚迪,盛马化工通过技改实现连续稳定生产;文旅方面,升级中国死海“盐疗”体验,建设“一千零一夜”水上游乐世界,2024年文旅收入增长15%,带动就业1.2万人(大英县政府工作报告,2024)。3.3
城乡融合与民生改善成效3.3.1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县域成为农民增收主阵地,2024
6.3%,高于城镇居民1.9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2.34(国家统计局,2025)。百强县表现更优,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62210元、36630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15倍和1.58倍,收入比1.75:1(《中国县域发展监测报告2025》)。3.3.2
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教育医疗资源向乡村延伸:浙江德清实现城乡教育共同体全覆盖,乡村学校骨干教师占比提升至38%
65%,群众就医满意度提高至92%。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提升:湖北宜都构建“县城—乡镇—中心村”三级物流网络,农村快递网点覆盖率100%;云南安宁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开通线条,惠及农村人口42万(2025县域发展报告)。3.3.3城镇化质量提升
转向“人口城镇化”,2024年县城常住人口达2.8亿人,较2012年增长40%;户籍制度改革成效显著,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率达58%,2024年新市民落户县城超1200万人。县城功能不断完善,2023年全国县城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36%,污水处理率95%,接近地级市水平(国家发改委,2024)。四、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与瓶颈
4.1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4.1.1东中西部差距显著东部县域依托区位与政策优势形成发展高地,西部县域则面临“边缘化
风险。从经济总量看,2024年东部百强县GDP均值1345.91亿元,西部仅522亿元;从产业结构看,东部县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超50%,西部仍以农业、矿业为主(如甘肃白银市矿业占比45%);从财政实力看,东部县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平均86.69亿元,西部欠发达县不足5亿元(如西藏札达县2024年财政收入0.8亿元)。4.1.2同一区域内分化加剧
即便是同一省份,县域差距也在扩大。江苏省昆山市(GDP5380亿元)与灌南县(
亿元)相差17倍;四川省双流区(GDP1100亿元)与石渠县(GDP15亿元)相差73倍。省会周边县域与偏远县域的“中心-外围”效应明显,如湖北武汉周边的仙桃市(GDP1000亿元)是恩施州鹤峰县(GDP90亿元)的11倍(2024年数据)。4.1.3人口流失与老龄化
亿降至4.8亿,下降25.2%;乡村从业人员从3.9亿降至2.7亿,年均减少1087万人(国家统计局,2024)。人口老龄化加剧,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乡村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23.8%,比城镇高8个百分点,“未来谁来种地”问题凸显(《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2025)。4.2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滞后
低端,传统产业占比超60%。以湖南沅江船舶产业为例,2024年总产值125亿元,占湖南总量80%,但产品以中小型船舶为主,高端船舶配套率不足30%,利润率仅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个百分点)。中西部农业县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不足40%,山东曹县演出服产业虽占全球70%份额,但设计研发环节薄弱,附加值仅为品牌企业的1/5(2025县域产业报告)。4.2.2企业规模小与创新能力弱
县域规上工业企业平均产值不足亿元,90%为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仅占全国20%。以河南为例,2024年县域高新技术企业占比不足30%,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湖北县域企业专利申请量仅占全省35%,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超60%(《县域产业转型升级之路》,2025)。4.2.3同质化竞争严重
部分县域盲目跟风发展热门产业,导致产能过剩。如中西部20个县同时规划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实际投产率不足
;云南10个县扎堆发展文旅产业,同质化项目占比超50%,游客人均消费不足东部同类景区的1/2(《区域发展不平衡研究》,2025)。4.3要素制约与体制机制障碍
的人才困境,2024年县域专业技术人才占比不足15%,高级职称人才仅占5%;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严重,安徽某县调研显示,25-45岁人口中60%外出务工,留守劳动力平均年龄55岁以上。即便通过政策吸引返乡人才,也面临“创业成本高、服务配套差”问题,湖北房县返乡创业企业存活率仅58%(2025人才发展报告)。4.3.2土地供需矛盾突出
一方面,工业用地扩张与耕地保护冲突,2024年县域耕地减少量中工业占用占
;另一方面,土地利用效率低,县域工业用地亩均投资强度仅为开发区的1/3(如江西某县产业园区亩均产值200万元,低于省级开发区500万元标准)。宅基地闲置问题严重,全国农村宅基地闲置率达15%,西部部分县超30%(《土地制度改革报告》,2025)。4.3.3资金短缺与金融抑制
县域金融资源不足,贷款余额占全国比重不足20%,且偏向传统行业(农业贷款占比超
);直接融资渠道狭窄,县域企业上市数量仅占全国5%。基层财政压力大,“财权事权不匹配”问题突出,如山东兰陵县教育医疗支出占财政支出58%,省级补助仅覆盖35%,依赖土地财政(2024年土地出让收入占比45%)(《县域财政发展报告》,2025)。4.3.4体制机制障碍
强县扩权”改革不彻底,30%的试点县仍存在“明放暗不放”现象;行政区划限制,如云南会泽县(GDP300亿元)因非县级市,错失多项产业政策支持(《扩权强县改革评估》,2025)。五、“
十五五”县域经济发展战略前瞻5.1 “十五五”规划对县域经济的战略定位5.1.1核心定位与目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
规划建议,将“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作为推进城乡融合、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任务。战略定位包括三方面:一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纽带,通过县城枢纽作用实现“以城带乡、以乡促城”;二是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目标2030年县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3万元,城乡收入比降至1.8:1;三是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基层单元,推动县域产业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5.1.2分类指导政策框架
·城郊融合类县域(如上海嘉定区、广州增城区):承接中心城市功能疏解,发展配套产业与都市农业;
·集聚提升类县域(如江苏江阴、浙江义乌):壮大特色产业集群,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
·特色保护类县域(如江西婺源、福建泰宁):保护生态与文化资源,发展生态旅游、文化创意产业;
·搬迁撤并类县域(如西藏双湖县):有序转移人口,推进生态修复与异地搬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五规划的建议》,
改革,下放项目审批、用地报批等权限;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2030年入市规模达500万亩;探索“飞地经济”税收分享机制,允许县域通过跨区域产业协作分享税收收益(如浙江衢州与杭州共建“科创飞地”,税收按6:4分成)(2025规划建议)。5.2新质生产力培育路径
体系,建设100个县域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50万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山东龙口铝业通过工业互联网改造,单位能耗降低18%,订单响应速度提升40%;浙江诸暨珍珠产业依托电商直播基地,年交易额突破300亿元,带动3万农户增收(《2025新质生产力发展报告》)。5.2.2传统产业
专精特新”转型。浙江乐清电气产业向“新能源、物联网”升级,目标培育50家国家级小巨人企业;湖北宜都化工产业推进“绿色化+智能化”改造,2027年目标产值突破500亿元(《县域工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4)。5.2.3新兴赛道布局
年目标1000亿元;四川宣汉锂钾资源开发年产碳酸锂3万吨,打造“中国锂都”。生物制造领域:山东曹县依托汉服产业基础,发展生物降解面料,2025年目标产值突破300亿元(2025县域新兴产业报告)。5.2.4农业现代化与三产融合
发展智慧农业,推广北斗导航、无人机植保等技术,黑龙江富锦智慧农业示范区使水稻亩产提高12%;推进
粮头食尾”全产业链,湖南南县稻虾共作综合产值100亿元,带动农户亩均增收3000元;培育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业态,2030年目标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突破1.2万亿元(“十五五”农业农村规划)。5.3绿色低碳转型与生态价值转化
,创建500个国家级绿色工厂。河南巩义铝加工企业通过循环经济模式,年回收废铝120万吨,减少碳排放420万吨;山西孝义煤化工产业推广清洁生产技术,能耗降低25%(《县域绿色转型报告》,2025)。5.3.2生态产业培育
绿色产业”模式,江西婺源生态旅游年收入占GDP 45%;青海湟源“光伏+生态修复”项目在荒漠化土地建成2GW光伏电站,年发电量36亿千瓦时,带动农牧民年增收4800元。5.3.3生态价值实现机制
推广浙江安吉竹林碳汇、福建三明林业碳票制度,2030年全国县域碳汇交易规模突破
亿元;完善生态补偿机制,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建立横向补偿基金,上游保护县获得下游经济补偿(如浙江新安江与安徽黄山每年补偿5亿元)(2025生态价值报告)。六、结论
我国县域经济政策演进历经四个阶段:1978-1985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农村生产力,解决温饱问题;
年PG电子优惠活动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推动工业化转型;1992-2012年城乡一体化推进,缩小城乡差距;2012年至今特色高质量发展,形成差异化路径。实践成效显著:2024年县域经济总量达54万亿元,占全国GDP近40%,承载50%人口,贡献80%第一产业增加值,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2.34,昆山、江阴等头部县域已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县域经济仍面临三大挑战:区域不平衡(东部百强县GDP是西部的
倍)、产业低质化(传统产业占比超60%)、要素制约(人才流失、土地矛盾、资金短缺)。“十五五”期间,需以新质生产力培育为核心,实施分类指导战略:东部县域聚焦数字赋能与都市圈协同,中部县域强化工农协同与产业集群,西部县域探索生态价值转化;同时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强县扩权”与“飞地经济”政策,推动县域经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跨越。本研究的局限在于对政策效果的量化评估不足(如未构建DID模型分析政策净效应),未来可结合面板数据与政策实验,进一步精准评估不同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总体而言,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
毛细血管”,其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的关键,需持续完善政策体系,激发县域内生动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