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普惠机制是指以消费—生活端（公众、社区、小微企业）为场景，通过把其绿色低碳行为量化、赋值，并通过政策激励、商业激励、减排量交易等方式实现其价值兑现的一种机制，有助于引导公众实施低碳行为，建立社会绿色氛围。

　　我国从2015年便开启对碳普惠机制的探索建设。目前我国已有二十余个地区开展了碳普惠机制建设工作，相继出台顶层制度文件和具体实施方案。方法学是碳普惠机制运行的关键，各地针对各自辖区内的减排特点、数据基础、方法成熟度等情况分别开发了不同领域的碳普惠方法学，主要涉及低碳出行、低碳消费、低碳生活、低碳公益和低碳运营五类。在具体实践方面，北京、上海、广东、武汉、成都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并在减排领域和激励机制方面做出了一定突破创新。

　　由于在电子产品全生命周期中，制造阶段的碳排放占比较高，因此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减或延迟同等功能新品的生产需求，从而实现显著的碳减排。对此，武汉市和深圳市先后发布了《武汉市闲置二手手机交易碳普惠方法学（试行）》和《深圳市二手电子产品（手机）交易碳普惠方法学（试行）》两项专门针对二手手机交易的碳普惠方法学。通过将二手手机交易纳入当地碳普惠机制，引导居民加强二手产品利用，通过消费端促进社会减排。

　　尽管目前仅武汉和深圳两地发布了二手手机交易碳普惠方法学，但是二手电子产品交易碳普惠存在一定发展机遇。一是政策利好，我国围绕循环经济发展发布多项政策，循环经济体系不断深化，叠加“双碳”政策，二手商品交易获得政策支持。二是市场空间大，近年来我国二手电子产品交易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这得益于我国庞大的存量市场空间、消费者消费观念转变和交易平台的发展规范。三是数字科技进步，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提高了交易的可信度。四是平台效率提升，二手交易平台通过不断完善平台功能，实现数据和减排量的高效获取与计算，降低公众参与门槛。五是产品碳足迹体系不断发展，电子产品碳足迹核算方法与产品碳足迹因子库近期得到大力建设，为二手电子产品交易方法学开发提供了有力支撑。

　　但是也要注意到，二手电子产品交易碳普惠从地方扩展到全国仍然面临一定障碍与挑战。一是二手电子产品碳减排核算方法尚未成熟形成统一体系，方法学仍然存在较大的完善空间。二是产品碳足迹基础数据透明度与时效性较差，部分数据监测统计基础与披露情况尚不满足碳普惠数据质量要求。三是多主体参与导致协调治理难度高，缺乏统一管理规范。四是用户激励不足，个人用户收益十分有限，参与积极性存疑。

　　对此，二手电子产品交易碳普惠业务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不断发展：首先，在监管机制建设上，形成跨部门协同治理模式；其次，逐步完善二手电子产品交易方法学；第三，加快电子产品碳足迹建设；第四，加强平台数字化能力建设；第五，创新激励机制，从“单一积分奖励”向“多层次、可叠加、可金融化”的方向演进，以增强低碳行为对公众和市场主体的真实吸引力，可进一步探索碳普惠激励与金融产品的联动机制。

　　随着二手电子产品交易纳入碳普惠体系，银行可从中获得一定启发。一是，强化银行内部二手物品的回收、管理与流转，提升绿色运营表现并积极参与地方碳普惠机制。二是，基于个人二手产品交易行为构建低碳画像体系，推动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业务创新。

　　碳普惠机制是指以消费—生活端（公众、社区、小微企业）为场景，通过把其绿色低碳行为（如绿色出行、节能、资源循环利用等）量化、赋值，并通过政策激励、商业激励、减排量交易等方式实现其价值兑现的一种机制。通过碳普惠机制可以引导公众实施低碳行为，有助于社会绿色氛围的建立，同时通过消费端引导供应端的绿色低碳转型，有助于我国“双碳”目标实现。

　　我国碳普惠机制的实践最早可以追溯到广东，其在2015年7月便由广东省发改委发布了《广东省碳普惠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和《碳普惠制试点建设指南》，开启碳普惠机制的探索建设，并在2022年4月由广东省生态环境厅正式发布了《广东省碳普惠交易管理办法》（粤环发〔2022〕4号）。期间全国各地纷纷试点碳普惠机制。

　　近年来，我国逐步重视碳普惠建设工作。在国家层面，碳普惠在2021年首次被写入《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成效和新目标新举措》，体现碳普惠在引导公众参与绿色低碳生活方面的积极作用。而碳普惠概念的首次明确则是在2024年1月1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文件中，其提出要“探索建立‘碳普惠’等公众参与机制”，由此正式将碳普惠机制纳入推动全民参与低碳、统筹碳减排资源的框架。

　　但从目前发展实践来看，国家尚未正式出台全国层面的碳普惠建设方案或管理办法，具体建设运营仍然由各省市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分别建设。根据《2024碳普惠发展白皮书》，全国已有27个地区将发布碳普惠机制作为重点工作。其中，北京、上海、广东、深圳、武汉、成都等相继出台顶层制度文件和具体实施方案，稳步推进碳普惠的建设工作。

　　方法学是碳普惠机制运行的关键，只有足够多类型的方法学才能覆盖更多绿色低碳行为、吸引更多参与者，只有足够科学、合理、准确的方法学才能计算得到低碳行为产生的减排量，并用于后续的碳配额的抵消使用、奖励兑换等。目前各地针对各自辖区内的减排特点、数据基础、方法成熟度等情况分别开发了不同的碳普惠方法学。

　　● 低碳出行：鼓励采用城市轨道交通、公共汽车、自行车和步行等低碳出行方式。

　　●低碳消费：鼓励购买有助于节能降碳的产品，例如二手商品、可持续品牌、低碳标识产品等。

　　●低碳生活：鼓励有助于低碳的生活方式，例如垃圾减量分类回收、电子支付、不适用一次性餐具等。

　　●低碳公益：鼓励有助于降碳的生态保护项目，例如红树林改造、森林经营、义务植树等。

　　●低碳运营：鼓励开展低碳的生产经营活动，例如采用分布式光伏发电、采购绿色电力、无纸化办公等。

　　从上述已经发布的方法学类型来看，低碳出行、低碳生活和低碳运营领域发布的方法学较多，低碳消费的则比较少。其主要原因在于低碳出行和低碳运营减排领域应用场景清晰、边界明确、数据易于监测统计、减排计算方法科学简单。而未来随着我国监测体系的不断发展，将有更多数据有望获取。在确保数据质量情况下，更多领域方法学有望出台，不断扩展公众碳普惠领域。

　　近年来，北京、上海、广东、武汉、成都等多个省市均发布了碳普惠制度相关文件，开展了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探索实践，在引导公众自觉参与减排方面产生了良性互动。

　　自2020年以来，北京市以交通领域为切口积极探索打造的碳普惠应用场景之一，北京市碳普惠行动参与人数达560万人，碳普惠项目目前已累计审核碳减排量超过40万吨[1]。

　　上海市碳普惠体系将方法学分为I类和Ⅱ类，其差异在于依据I类和II类方法学签发的减排量均可以用于自愿减排市场交易、公益捐赠，也可以用于自愿碳抵消、自愿碳注销或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但是只有依据I类方法学签发的减排量可以用于上海碳市场配额履约抵销。上海已发布I类方法学5个，II类方法学2个。2024年9月13日，上海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产品SHCERCIR1在上海环交所正式上线元/吨，主要交易产品皆来于依据I类方法学开发的分布式光伏发电减排项目所产生的减排量（SHCERCIR1）[2]。2025年6月25日，上海碳普惠平台正式上线。在平台调试阶段，已有13万用户受邀参加了抢先体验[3]。

　　截至2024年5月底，广东碳普惠核证减排备案累计签发超过247万吨，增加收入超过5300余万元。广东碳普惠一大特点是其减排量多来源于贫困地区、老区苏区、民族地区，其碳普惠减排量超过165万吨，为乡村振兴地区、民族地区及重点革命老区苏区增加收入超过4000万元。在2025年，广东进一步加强生态特色碳普惠项目开发，从而强化碳减排市场机制对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助力。对此，在2025年12月10日，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同意了陆河县38个村林业碳普惠项目核证减排量备案。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深圳碳普惠核证减排量（STTCER）累计成交量5.16万吨。深圳市在拓展碳普惠场景方面敢于不断创新，例如推出奶盒回收碳普惠方法学并达成交易，开创了全国奶盒回收碳减排量交易的先河。根据深圳市奶盒回收减排碳普惠方法学测算，每回收1吨奶盒（纸塑铝复合包装）能减少碳排放约1.6159吨。

　　武汉市碳普惠尽管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截至2025年12月10日，武汉个人低碳生活平台“武碳江湖”注册用户已突破200万大关，平台已累计记录减排行为超2400万次，个人减排总量超4万吨。在价值实现方面，武汉碳普惠也作出了突破。在2025年3月，武汉碳普惠公司与民生银行合作，在全国首发“碳抵贷”服务。市民可以用碳减排量兑换利息红包，直接抵扣房贷、消费贷的利息。

　　成都“碳惠天府”在经过五年发展后，已从地方制度创新升级为用户规模近400万的全民行动平台。截至2024年9月27日，“碳惠天府”普惠商业联盟入驻商家432家，普惠商城累计上新普惠商品200余种，包括绿色消费券、景区门票、绿色出行权益、生活服务、文创周边等，普惠商城的累计兑换超过330万人次。此外，“碳惠天府”立足成都特色，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深度合作。用户可将低碳行为积累的碳积分捐赠至公益计划，平台再联合社会责任企业，向四川龙桥黑熊救护中心、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站等自然保护机构捐赠日常所需物资，让个体的低碳选择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保护成果。

　　二手电子产品交易本质上通过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减少新品生产、运输与报废处理环节的资源消耗和碳排放，是居民端最具潜力的低碳消费场景之一。随着国家探索构建面向公众的碳普惠机制，建立科学、透明、可核查的碳减排量计算机制，并将其与二手电子产品流通体系紧密衔接，将为促进绿色消费、推动循环经济和形成全民碳减排激励体系提供强大支持。

　　电子产品在其生命周期中，制造阶段的碳排放占比较高。以智能手机为例，包括上游零部件制造、运输等环节的供应链碳排放量占手机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的约70%[4]。因此，当一件电子产品被延长使用时间并再次流通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减或延迟同等功能新品的生产需求，从而实现显著的碳减排。具体来说，二手手机回收、检测、包装、分销等环节产生的碳排放低于新手机生产制造、分销产生的碳排放，二者之差即是二手电子产品交易产生的减排量。

　　基于上述减排逻辑，我国在二手电子产品碳减排方法学方面已经开展了相关探索实践。2022年6月，转转参与起草的《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二手交易平台》团体标准获批准发布。这项技术规范成为国内乃至全球范围内首个针对二手商品交易平台温室气体减排量核算的标准，填补了行业空白。2023年，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发布的一些列互联网平台闲置物品交易的团标，如《T/CACE 087.1-2023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互联网平台闲置物品交易通用要求》《T/CACE 087.3-2023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互联网平台闲置物品交易电子信息产品》等，为家用电器，电子信息产品，纸、塑料和金属制品，纺织和皮革制品，交通工具等具体类目的在线平台二手交易提供了评估标准。2024年，闲鱼先后与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北京绿色交易所等权威机构合作，打造闲鱼碳减排计量标准，参与起草互联网闲置交易及回收两项减碳团体标准，为每一件闲置物品赋予了精准的减碳价值。

　　而在地方层面，武汉市和深圳市先后在2024年9月和2025年9月发布了《武汉市闲置二手手机交易碳普惠方法学（试行）》和《深圳市二手电子产品（手机）交易碳普惠方法学（试行）》两项专门针对二手手机交易的碳普惠方法学。两项方法学均是在当地碳普惠机制下开发的公众生活领域的方法学，适用于在当地行政区内个人购买并使用二手手机的碳普惠行为所产生减排量的核算。

　　在计算逻辑上，两项方法学都按照二手手机在回收、检测、包装、再运输、平台运营产生的排放量与新手机生产过程的排放量的差值来计算得到该模式下碳减排量。对此，这两个方法学都基于当时可获得数据的情况，给出了市场上主流手机的基准情景下的排放量，但是二者在实际计算方法中略有差异。

　　由上表可以看出，尽管两个方法学都考虑平台运营产生的排放，但是武汉的方法学认为平台运营产生的排放在分摊到每个产品后，与手机的碳足迹数值相比占比较小，故而忽略不计；但是深圳的方法学则仍然要对该部分排放进行计算，并按照ISO 14064-1:2018《组织层面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与报告的规范及指南》的最新要求，给出了直接温室气体排放（类别1）、输入能源的间接排放（类别2）、交通运输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类别3）、组织使用的产品和服务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类别4）、其他来源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类别6）共5种排放类型说明。另一大显著区别则在于，武汉的方法学考虑了手机的折旧情况。即参与二手交易的手机已经在卖家手中被使用过一段时间，其剩余使用寿命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一个全新手机，因此设置基于保守性考虑的调整系数。由于二手手机的剩余使用寿命难以明确统一的量化，因此可根据二手手机的交易价格、新旧程度、成色状态等与手机剩余寿命成相关性的属性对其进行量化。为方便前期计算，目前武汉方法学中将该数值统一设为60%。

　　尽管两地方法学存在一定差异，但是作为二手交易碳普惠的初期探索尝试，都有助于武汉和深圳两地在开展二手手机交易时较为准确地计算出每个交易所产生的减排量，为后续的价值可量化与可感知提供了有力支撑。

　　随着我国循环经济体系建设不断深化，电子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政策逐渐完善，绿色消费理念持续普及，二手电子产品交易市场迎来快速发展机遇。同时，在“双碳”背景下，碳普惠机制逐步成为推动全社会参与低碳转型的重要抓手。中央与地方政府密集出台的政策，为二手电子产品交易与碳普惠机制的结合提供了完备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支撑。

　　首先是国家在循环经济领域的政策为二手电子产品交易提供了制度性基础。《循环经济促进法》作为我国循环经济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在2023年修订后，进一步强化了资源节约和再利用的法律要求。该法律明确提出要鼓励产品的再使用、再制造和再流通，使二手电子产品交易的合法性和规范性得到制度确认，也为各地探索二手商品平台、回收再制造企业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发改环资〔2021〕969号）作为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对于废旧电子产品的回收利用提出明确目标，包括推动回收网络规范化、推动资源化利用以及促进二手商品流通体系建设。规划强调发展平台经济，支持“互联网+回收”模式，推动电子产品从“废弃物处理”向“资源循环利用”转型，这为二手电子产品交易平台和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政策空间。围绕电子产品循环利用，国家各部门先后发布了多项政策，以支持相关产业发展。

　　其次，在我国“双碳”政策背景下，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碳减排与循环经济的协同推进，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方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提出，大力推动节能减排，全面推进清洁生产，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资源综合利用，不断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国务院发布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国发〔2021〕23号）提出，完善废旧物资回收网络，推行“互联网+”回收模式，实现再生资源应收尽收。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部门印发的《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发改就业〔2022〕107号）中提到，积极发展家电、消费电子产品和服装等二手交易，优化交易环境；规范开展二手商品在线交易，加强信用和监管体系建设，完善交易纠纷解决规则。

　　第三，二手产品的回收流通业务标准也逐步规范。在废弃电子产品回收处理领域，2024年发布了两项重要标准规范：一是《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规范》（GB/T 45070-2024），规定了废弃电子产品回收的基本要求、回收要求、信息管理、安全生产与环保要求，为构建规范化回收体系提供了技术支撑；二是《家用电器行业生产者责任延伸履责评价规范》（QB/T 8065-2024），建立了EPR履责评价体系，通过量化评估生产企业的履责程度。在二手商品流通方面。标准《二手货品质鉴定通则》（GB/T 21667-2024）规定了鉴定机构和人员、鉴定流程、鉴定内容、品质分级和鉴定报告，描述了鉴定方法，有助于二手电子产品市场流通交易。

　　这些政策促进了电子产品的规模化回收和标准化流转，使得二手电子产品可以在更高质量、更高透明度的体系中流通，从而为其与碳普惠机制的结合创造了条件。

　　近年来，中国二手电商市场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成为消费与循环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2024年度中国二手电商市场数据报告》，2024年全国二手电商交易规模达到6450.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约17.6%。同时，该报告显示，中国已有约6.6亿人成为二手电商用户[5]。另据中国旧货业协会估算，2023年全国旧货流通行业（所有品类）交易额约1.32万亿元，其中线亿元，反映出二手品类线上化的深刻趋势[6]。

　　在电子产品方面，随着我国消费电子产品普及率持续提升，产品迭代周期不断缩短，存量设备规模迅速扩大，二手电子产品市场迎来了高速增长阶段。特别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品类，在使用频率高、功能迭代快、数码替代强的背景下，成为二手交易市场中最具商业价值和增长潜力的核心品类。自2015年以来，中国二手消费电子市场保持快速扩张并在近年进入加速放量阶段。有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二手消费电子市场规模约为1988亿元人民币，到2023年已增长至约5567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约29.4%。该机构进一步预测，2024年二手消费电子产品交易规模将突破7150亿元[7]。这说明在短短四年内，市场规模呈现出显著扩张。

　　（1）存量电子产品增长带来供给充裕。一是我国电子产品供给量巨大。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3.14亿部，同比增长8.7%[8]；电脑2024年中国大陆全年出货量3970万台[9]；平板电脑市场出货量为2985万台，同比增长4.3%[10]。二是我国电子产品用户规模巨大。以移动电线部/百人，比上年末提高3.4部/百人。三是电子产品更新周期快。一方面，产品迭代快、技术更新迅速；另一方面，用户尝鲜需求强烈，更换设备频率快。以上，意味着每年都有上亿量级的电子设备进入二手流通或回收市场。此外，由于二手交易的性价比优势明显，也推动了二手交易规模。

　　（2）消费者对“性价比”与“绿色消费”的接受度提高。随着品牌认知成熟和检测质保体系完善，二手电子产品不再被视为低端产品，而是高性价比、低碳环保的选择，用户接受度显著提升。

　　（3）平台服务能力增强推动交易增长。以京东、闲鱼、转转、爱回收等平台为代表的头部企业，通过质检分级、整备维修、价格透明和售后保障等方式全面提升行业标准，使市场规模得到有效支撑。

　　数字科技的发展为碳普惠机制的实施提供了核心支撑，物联网技术使电子产品在制造、使用、回收等环节的信息可被实时采集；区块链技术则保障了交易数据的防篡改与全流程可追溯性；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算法可根据产品型号、寿命周期和替代效应精准估算其碳减排量。同时，数字身份认证与碳账户体系的结合，使个人的二手交易行为能被自动记录并计入个人碳积分。电子产品高度统一标准化、自动化的生产流程也使得其生产数据得以及时、准确地被记录。这些技术进步极大降低了碳减排量的核算成本，提高了碳普惠机制的真实性与公信力，为二手电子产品交易纳入碳普惠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碳普惠机制的核心在于公众可广泛参与，而传统碳核算的复杂性往往成为推广障碍。二手交易平台的数字化运营模式有效解决了这一难题。平台在交易过程中自动记录商品信息、交易时间、买卖双方身份、物流路径及再使用情况，这些数据经过结构化处理后可直接用于碳减排量核算，无需用户手动申报。平台还可通过算法模型自动估算每笔交易的碳减排量，并同步至用户碳账户中，形成一键生成、系统登记的自动化流程，并统一上报。这样一来，用户无需具备专业知识，即可轻松参与碳普惠活动，从而实现“低门槛、高参与”的社会化推广。例如，闲鱼等平台已建立“基于交易场景的碳积分/减碳口径”，把用户发布、成交、回收等行为按一定口径折算为“减碳量”并生成碳积分，用于激励（如优惠、公益捐赠、平台权益等）。通过数据归集与自动化处理，碳普惠机制从复杂的专业系统转向用户友好型的公共服务体系，大大增强了公众参与度与减排行为的持续性。

　　开展二手电子产品碳普惠实践的前提，是具备科学的碳减排量核算基础，而其中电子产品的碳足迹又是碳减排量核算的基础。我国在电子产品碳足迹核算方面具备一定基础，曾出台过地方标准如《电子信息产品碳足迹核算指南》（DB11/T 1860-2021）、《产品碳足迹评价技术规范手机》（DB4403/T 285-2022）、《产品碳足迹评价技术规范微型计算机》（DB4403/T 282-2022），以及团体标准如《电器电子产品碳足迹评价通则》（T/DZJN 001-2018）。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产品碳足迹建设的工作，已经在2023年和2024年先后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的意见》（发改环资〔2023〕1529号）和《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环气候〔2024〕30号），全面、统筹、协同推进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同时，国家标准《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南》（GB/T 24067-2024）已经发布，规定了产品碳足迹以及产品部分碳足迹的量化原则、方法学要求、报告要求，以及鉴定性评审制度。在电子产品领域，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已经联合发布了三批工业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团体标准推荐清单，其中包含手机、耳机、智能手表、微型计算机、路由器等电子产品。未来，将会有更多的电子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按照最新的标准和要求开展建设。

　　在计算过程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是产品碳足迹因子和数据库。这既包含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能源的碳足迹，也包括了原材料的产品碳足迹、运输过程碳足迹因子等诸多类型。前者在电子产品生产过程中主要是消耗的电力碳足迹因子。对此，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和能源局已经开展了电力碳足迹因子的研制和发布，现已经发布了2023年和2024年两年的电力碳足迹因子。预计未来将常态化发布每年的电力碳足迹因子。而对于原材料的产品碳足迹因子、运输过程碳足迹因子等，相关碳足迹因子数据库需要由各部门、行业协会、企业共同努力开展，方可取得一定成果。2025年12月12日，生态环境部等7部门联合发布《产品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建设工作指引》（环办气候函〔2025〕468号），将有力推动产品碳足迹因子数据库的建设，为后续的核算提供有力支持。

　　在上述各项工作的共同努力之下，为二手电子产品交易的碳普惠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效支撑，也意味着未来以二手电子产品交易的碳普惠行动还有着较大的发展潜力。

　　（1）二手电子产品碳减排核算方法尚未成熟形成统一体系。目前仅武汉和深圳两地由官方发布了二手电子产品交易的碳普惠方法学，其他的地区以及其他电子产品的二手交易碳普惠方法学尚未出台，因此相关领域的碳普惠方法学数量十分有限。且由前文可知，武汉和深圳发布的方法学尽管减排逻辑一致，但是在具体计算方法上仍然存在一定差异。此外，延长使用寿命的量化模型也尚未形成行业一致的逻辑，应当如何根据产品成色、功能状况、生产时间、维修情况来评估使用寿命的延长，目前均缺乏科学权威的判定依据。总的来说，方法学仍然存在较大的完善空间。

　　（2）产品碳足迹基础数据透明度与时效性较差。二手电子产品碳普惠减排量的核心是准确获取电子产品在生产制造环节的碳排放量。但是由于电子产品的排放主要集中在上游材料与生产制造环节，而目前该部分数据统计基础一般，大量上游企业尚未披露产品级碳排放数据，因此各电子产品最终的碳足迹只能依赖头部制造商披露的产品碳足迹信息。同时，由于电子产品型更新频率快，部分电子产品生命周期短，若不能快速更新碳排放参数，则可能出现以过时因子核算减排量的情况，从而影响最终减排量结果的准确性。同时，翻新、检测、维修等环节也会部分改变产品的生命周期影响。因此，产品碳足迹数据是该项业务能否得到有效发展的关键。

　　（3）多主体参与导致协调治理难度高。二手电子产品从回收至再次销售，涉及回收企业、电商平台、检测机构、维修商、翻新厂商、物流企业等多个主体，这些企业在规模、能力与管理规范上差异较大，缺乏统一的标准，使得产品评级、成色判定、残值评估等关键数据的准确性受到影响，以及部分数据难以获取。

　　（4）用户激励不足。大量消费者对于二手电子产品的购买或回收行为更多是出于经济目的，对其减排价值认知有限。当前多数地方的碳积分兑换价值较低，对用户行为的驱动力有限。参考《武汉市闲置二手手机交易碳普惠方法学（试行）》和《深圳市二手电子产品（手机）交易碳普惠方法学（试行）》，假设新手机在分销过程中，以及二手手机在二手交易过程中不产生任何碳排放，则该次二手手机交易产生的减排量即为方法学中规定的手机对应环节的碳足迹。以华为Mate 50 256G手机为例，不同方法学下可获得的减排量约为65.95kgCO2（武汉方法学中缺省值）[11]或28.71kgCO2e（深圳方法学缺省值）[12]。由此可以看出，循环利用一台旧手机仅能获得几十千克碳减排，对于个人用户来说，收益十分有限。因此，武汉和深圳的方法学在减排量收益分配中都提到了，可将用户实行碳普惠行为对应的碳普惠减排量，归集至企业账户中，同时按照协议向用户返还与企业碳普惠减排量交易收益相对应的其他权益。通过这样方式，让企业获得一定规模的减排量用于后续使用，同时确保个体用户可以有别的更好的奖励方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个人单次交易获得的减排量仍然有限，因此可获得的奖励仍将停留在小额优惠券等，难以显著改变用户行为。同时，个人电子设备涉及隐私问题，大量用户担心数据泄露而不愿意参与正规回收流程，宁愿将旧手机闲置在家中，形成巨大数量的家庭“沉默库存”，进一步削弱交易量，从根本上限制了碳普惠机制的减排规模。

　　上述这些挑战叠加在一起，使得二手电子产品碳普惠业务仍处于探索阶段，需要在监管机制、标准方法、产品碳足迹因子、平台数字化能力和激励机制等方面不断完善突破，才能实现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广的整体跃升。

　　首先，在监管机制建设上，可推动生态环境、市场监管、工信、商务等部门协同推进，形成跨部门协同治理模式，以解决电子产品交易中信息不对称、质量监管与数据真实性等问题，为碳减排核算提供可信的数据基础。

　　其次，逐步完善二手电子产品交易方法学。在初期阶段，可加快开发覆盖电脑、平板、家电等主要产品的碳减排核算方法学，明确生命周期基准、替代机制、碳排放因子、功能等效性验证方式以及减排边界。同时，建立分级核算模式，对于检测完备、成色可量化、流通路径可验证的产品采用更精细的核算系数，对于低价值或信息不完整的产品则采用简化系数，以提高实操性和市场参与度。此外，建议推动行业建立统一的产品检测标准与质量评价体系，通过第三方检测、编码标识、溯源系统等方式确保产品真实可复用，提高减排量计算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第三，加快电子产品碳足迹建设。制定电子产品分类参数、基准排放因子和年度更新机制，使核算周期与产品迭代周期保持同步。数据库应覆盖手机、平板、笔记本、显示器等重点品类，并允许企业补充更精细的产品级碳足迹数据，形成“国家基准因子+企业补充因子”的双层结构，从而既满足核算统一性，又兼顾企业差异化需求。

　　第四，加强平台数字化能力建设。建议推动建立“电子产品碳足迹与全生命周期信息的数字化护照”，将产品序列号、生产数据、检测报告、维修记录与二手交易信息统一存证，这一护照可通过区块链、可信计算等技术保证数据的不可篡改与跨平台可验证性，为碳普惠核算提供强有力的技术基础。同时，应建立跨平台数据互认接口，使不同电商、回收平台的数据能够统一对接到碳普惠系统，避免重复计量问题并提高监管效率。

　　第五，创新激励机制。激励机制的设计应从“单一积分奖励”向“多层次、可叠加、可金融化”的方向演进，以增强低碳行为对公众和市场主体的真实吸引力，可进一步探索碳普惠激励与金融产品的联动机制。对于个人用户，碳普惠积分可作为绿色行为加分项，嵌入银行授信、消费分期、信用卡权益等金融业务中，用于提供利率优惠、手续费减免、额度提升或专属绿色产品准入条件。通过将低碳行为与金融可得性和成本直接挂钩，可显著增强碳普惠的长期激励效应，同时推动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的协同发展。对于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可探索将碳普惠减排贡献作为绿色经营能力的参考指标，支持其获得绿色信贷、供应链金融或租赁服务中的条件优化。同时，应推动碳普惠激励从“单点奖励”向“分级与成长型机制”升级。可根据个人或机构在二手交易中的参与频率、累计减排量、设备回收质量等因素，设置不同等级的低碳身份标识，并配套差异化激励PG电子用户评价权益，如更高比例的积分返还、更多金融产品选择或更优公共服务待遇。这种分级激励机制不仅能够激励用户持续参与，也有助于形成长期稳定的低碳行为习惯，避免一次性参与后流失的问题。此外，还可以探索将部分碳普惠减排量与地方绿色采购、政府碳减排目标或企业ESG管理相衔接。

　　总体而言，二手电子产品纳入碳普惠体系具有减排基数大、场景广、参与主体多等特点。通过政策体系完善、方法学标准建设、平台数字化能力提升、激励机制创新以及政府企业公众的协同参与，可逐步构建起一条“可核算、可验证、可激励、可扩展”的低碳循环消费路径，使二手电子产品成为城市治理、绿色消费和碳减排贡献的重要力量。在此过程中，也将对银行运营和业务的拓展带来一定启发：

　　一是，强化银行内部二手物品的回收、管理与流转，提升绿色运营表现并积极参与地方碳普惠机制。建议银行以内部办公设备、电子用品及其他可循环资产为切入点，建立覆盖“资产盘点—分级评估—内部流转—集中回收—环保处置或二次交易”的全流程管理体系，通过加强废弃物品的收集、管理、流转，满足ESG披露中关于绿色运营、循环利用与范围三排放管理的要求。在具备碳普惠机制的地区，集团回收的旧设备、废弃电子产品和可回收物可根据当地核算方法转化为可量化的减排贡献，进一步生成普惠碳减排量，为集团带来额外收益或激励，形成内部绿色运营与外部低碳价值创造的双重效益。

　　二是，基于个人二手产品交易行为构建低碳画像体系，推动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业务创新。银行可依托二手交易平台合作、绿色积分体系及可验证的用户回收数据，建立覆盖“交易频次、回收贡献、电子产品延用行为、碳减排量”等指标的个人低碳画像模型。该模型既可纳入客户绿色行为评价体系，也可为银行创新绿色和普惠金融业务提供支撑，包括绿色分期优惠、绿色消费积分、低碳行为加分的授信模型等，进一步增强差异化定价能力与客户精细化运营水平。通过将二手交易行为转化为可追踪、可量化的用户绿色价值，银行能够在零售端构建“低碳行为—绿色产品—普惠服务”的业务链条，扩大绿色金融覆盖面，同时提升自身ESG披露中关于“绿色消费促进”“普惠金融创新”及“可持续价值创造”的综合表现。

　　[3]资料来源：从公交卡到碳市场，上海碳普惠串起绿色生活价值链，生态中国网 [EB/OL]，2025/07/08[2025/10/23]，

　　[11]说明：数据来自华为公司官方网站。华为公司公布了各类在售型号手机的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此处的排放量仅为产品生产过程（原材料及制造、手机组装过程）的排放，根据碳足迹与产品生产过程排放量的占比进行计算得到。

　　[12]说明：数据来自华为公司官方网站。此处的排放量为按照本方法学规定的基准线情景核算边界处理得到，即涵盖华为手机零部件制造和运输过程、手机组装阶段以及手机分销阶段的碳排放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