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2026年一季度地方债发行计划陆续公布,计划累计发行规模超1.9万亿元。从已公开数据来看,该计划延续了“稳增长与防风险并重”的政策思路,表明一季度资金供给整体PG电子娱乐平台较充裕,有利于稳定今年开局的投资情况。发行计划既通过新增债券支持有效投资,又借助再融资债维系债务安全,为年初经济平稳开局提供有力财政支撑。
本文研究发现,除了发债后的资金对经济托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发债行为本身对市场流动性也有着积极作用——发行国债和地方政府债都会显著提高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释放流动性的概率(姚东旻等,2024)。并且研究认为,强化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发行与货币政策协同配合,积极拓展宏观政策空间,有利于为市场提供适度宽松的流动性环境,缓解当前我国经济依然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供给过剩、社会预期偏弱等压力。
经由此研究,我们进一步认为,目前一个更为成熟、系统化的“财政-货币”协同新框架正在逐步成形,其目标直指在经济转型期实现“稳增长、防风险、促改革”的多重平衡。但“财政-货币”协同新框架的深化,还须建立在双方政策工具、传导机制与市场预期的精密配合之上。尤其是,协同的最终检验标准在于“资金-项目”的转化效率与宏观乘数效应,其成效不仅体现在债券的顺利发行上,更关键的是看项目能否及时开工、资金能否形成实物工作量、以及最终对全社会投资、就业和收入的拉动作用。
截至目前,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已经公开了明年一季度或1月当地政府债券发行计划,累计发行规模超1.9万亿元。从今年已披露的省份统计口径来看,27个已公布省份在去年的发行计划中累计2.3万亿,从这一口径来看,今年的发债计划同比相对减少。
不过目前还有部分省市未披露,随着后续更多地方披露明年发债计划,这一发债规模持续增加。若考虑广东、上海等尚未公布计划的地区(其2025年一季度计划发行额占比约27%),则2026年一季度全国新增专项债计划发行规模有望达到约8000亿元,与2025年同期计划发行量(2.8万亿)基本相当,表明一季度资金供给整体较充裕,有利于稳定今年开局的投资情况。
新增专项债与再融资专项债累计占比超过四分之三,尤其是再融资专项债单项也接近8000亿元的规模,显示出基建投资仍是稳增长的重要抓手,项目储备与建设资金需求旺盛。
各类再融资债合计占比目前过半,反映出地方政府债务滚动与期限结构优化进入常态阶段,有助于缓释短期偿付压力、降低融资成本,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边际改善。
1月迎来开门红,2月缩量,3月专项债再次放量明显,可能与项目开工季节性因素及资金到位要求相关,今年春节在2月份,符合整体项目周期。
2026年一季度地方债发行计划的背后是“积极”与“可持续”双重约束下的财政政策取向。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财政政策需要在稳增长、惠民生与防风险三大目标间寻找平衡。
稳增长方面,地方政府需要为年初重点项目提供资金保障,确保一季度经济平稳开局。事实上,受高基数等因素影响,今年一季度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基建投资稳增长的迫切性有所提升。惠民生方面,财政支出结构持续向“重民生”转移。专项债项目储备工作更加注重教育、医疗、交通、生态治理等民生领域。例如,湖北天门提出要聚焦这些领域“谋划符合天门发展实际和长远利益的好项目、大项目”。 防风险方面,财政部明确要求2026年“靠前使用化债额度”,这使得一季度用于置换隐性债务的特殊再融资债发行量可能同比上升较多。我们知道,2026年用于置换隐性债务的特殊再融资地方债额度与上年持平,仍为2万亿元。
整体而言,该计划延续了“稳增长与防风险并重”的政策思路,既通过新增债券支持有效投资,又借助再融资债维系债务安全,为年初经济平稳开局提供有力财政支撑。后续需持续关注资金落地效率及项目收益平衡情况。
目前从第一周(1月5日-1月11日)债券发行情况来看,2026年新增专项债发行的确启动时间显著早于往年。较2025年和2024年分别提前一周及三周,且发行规模创2021年以来同期新高。第一周全国国债净融资规模为4550亿,同比增量显著。且发行874亿元新增专项债,已达1月计划发行总额的43.3%,发行进度较快,体现政策前置发力的积极取向。
从资金投向看,发行的新增专项债中包含33亿元“特殊”新增专项债及1.5亿元土储专项债,剔除二者后约96%的资金被用于项目建设。这表明年初新增专项债发行主要聚焦于为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以确保项目顺利开工形成实物工作量,助力经济实现“开门红”。不过,后续预计受财政部要求的影响,即2026年“靠前使用化债额度”,化债比例可能会逐渐增加。
除了发债后的资金对“促投资”、“稳增长”和“防风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发债行为本身对市场流动性也有着积极作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配合, 有利于形成政策合力,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毛定祥和陈婷(2008年)使用状态空间模型对我国国债规模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进行研究, 发现国债规模对货币供应量产生了较大影响, 国债规模的扩大会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事实上,有研究发现,发行国债和地方政府债都会显著提高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释放流动性的概率(姚东旻等,2024)。
文章指出,在中央、国务院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势以及财政部与央行的诸多协同机制下,央行需要对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发行做出反应:
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发行前,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联动的要求下,央行需要主动释放流动性,为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发行提供适宜的流动性环境;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发行后,为平滑短期流动性波动,央行需要再次释放流动性
。短期流动性波动指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具有的“集中”与“隔离”功能,导致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发行缴款会使部分货币退出市场流通。
并且根据我国现行的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发行管理制度,不管是从发行利率来看,还是从发行规模来看,政府部门发行债券时都需要央行提供流动性支持。
,财政部门对于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发行利率并没有定价权,基本都由招投标决定。流动性紧张时,资金的使用成本, 即利率会抬高,此时承销商需要花费更大成本来认购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可能导致国债和地方政府债不能被足额认购或投标利率较高。为了保证国债和地方政府债足额发行这一财政目标的实现,要央行注入流动性,推动承销商认购国债和地方政府债。
根据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发行文件中的投标量限定和最低承销额限定,流动性紧张时,主承销商和银行类承销团一般成员的投标和承销数额可能无法满足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当期全部发行量,甚至可能出现单个承销团成员投标额或者承销额低于最低限额的情形。同样,为了保证国债和地方政府债足额发行这一财政目标的实现,需要央行注入流动性,推动承销商积极认购国债和地方政府债。
强化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发行与货币政策协同配合,积极拓展宏观政策空间,有利于为市场提供适度宽松的流动性环境,
缓解当前我国经济依然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供给过剩、社会预期偏弱等压力。
我们认为,2026年一季度地方政府债券的“超前”与“放量”发行,不仅是财政政策的独立行动,更是宏观政策协调性增强的鲜明体现。标志着一个更为成熟、系统化的“财政-货币”协同新框架正在逐步成形,其目标直指在经济转型期实现“稳增长、防风险、促改革”的多重平衡。
但“财政-货币”协同新框架的深化,还须建立在双方政策工具、传导机制与市场预期的精密配合之上。
传统的流动性投放多以总量调节为主,但面对如今地方债发行规模巨大、结构复杂(特别是专项债与再融资债目标迥异)、且节奏高度集中的新特点,货币政策的配合需更加“滴灌化”。央行可能通过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抵押补充贷款(PSL)等结构性工具的再贷款机制,定向引导资金流向承接地方债的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以保障化债与基建项目资金渠道的畅通。同时,公开市场操作的节奏将更紧密地锚定财政部公布的发债计划,在每月中旬及季度末等关键缴款时点之前,便进行前瞻性的流动性摆布,平滑资金面波动,避免因政府债集中发行而对民营企业的融资产生“挤出效应”。
地方债发行利率是反映地方政府信用和市场资金状况的重要价格信号。货币政策通过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旨在为政府债发行创造一个“利率友好”的环境,但这并非要扭曲利率。更深层次的协同在于,货币政策通过维持中期政策利率的稳定,为整个债券市场提供稳定的定价锚,有助于地方政府债以更市场化、可持续的成本发行。特别是在当前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背景下,一个稳定且有效的利率曲线,能清晰区分不同地区、不同项目的风险溢价,激励地方政府改善财政状况、提升项目质量,从而实现“良币驱逐劣币”,这与财政层面“遏增化存”的目标内在一致。
大规模的地方政府债券,尤其是专项债,最终主要被商业银行持有,这直接影响银行的资产端结构与资本充足率。这就要求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协同发力。一方面,央行可通过将地方债纳入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的合格抵押品范围并实施差异化的抵押率,来调节银行体系对地方债的流动性偏好与持有意愿。另一方面,金融管理部门需密切关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向金融体系的传导,强化对银行持有地方债的风险权重评估和资本约束,防止盲目追逐收益而积累隐性风险。这种“有扶有控”的协同,能确保资金流入实体项目的同时,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得以筑牢。
更关键的是看项目能否及时开工、资金能否形成实物工作量、以及最终对全社会投资、就业和收入的拉动作用。
这要求双方的信息共享与目标协同进一步下沉至项目层面。财政部门需提供更透明、高质量的项目信息库,而金融系统则需创新融资服务模式,在专项债资金基础上,通过“专项债+政策性贷款”、“专项债+社会资本”等模式撬动更多金融资源跟进,放大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唯有如此,万亿级的地方债发行才能真正从“纸面数据”转化为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在扩大发债规模的同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工作也需同步加强。2025年,多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的整改情况,显示了中央对债务风险的高度关注。
审计发现的问题主要包括部分地区仍违规新增隐性债务、融资平台违规归集资金、部分地区虚假化解政府债务等。
这些问题反映出,有的地方为弥补财政收支缺口违规举债筹集建设资金,以及跨部门监管合力不足等制度性缺陷。财政部已采取了一系列整改措施,包括严肃查处违规新增政府隐性债务的地方和单位,在全国公开通报12起问责典型案例。同时,进一步加强对隐性债务新增、问责、化解等全链条监管。
综上所述,2026年地方债的“开门红”,开启的不仅是一个财政发力窗口,更是一个宏观政策协调机制深化升级的契机。从被动的流动性对冲,走向主动的预期管理和结构性引导;从单纯的发行保障,拓展至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与效能提升,中国特色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体系正朝着更高效、更精准、更具韧性的方向演进,为应对复杂内外经济环境提供坚实可靠的制度保障。